一本书和一个人的命运

《云南政协报》 张宇光

    2001年10月6日，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一位年仅32岁的公务员因病去世。按级别，只能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。因领导要去外地开会，单位答应家属派车送骨灰的承诺也没有履行，逝者的舅舅只好用编织袋装上骨灰盒，去搭乘长途客车。当时，去往滇东北巧家县的路况极差，经常发生交通事故，驾驶员是不会允许携带骨灰的乘客上车的。
　　三四年后，直到逝者的著作、９０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神史》，经家人卖房借款出版，更多的人才得知，或是重又想起了他的名字——孙世祥。
　　2006年，清华大学召开了《神史》研讨会，清华大学教授杨汝清、《神史》责任编辑尹杰等与会。同年，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所长余世存把当年的“汉语贡献奖”授予《神史》，称作者“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”。也在那一年，北大教授钱理群在《读书》杂志上撰文评介《神史》，称“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、厚重的书，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”。
　　2008年，《神史》获云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入选奖，并列为本省专家推荐的“茅盾文学奖”参评作品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从一年半前读到《神史》，我就一直在关注有关信息。今年二月下旬，我开始采访作者的亲友。采访涉及的人数众多，地点除昆明外，还有孙世祥的家乡巧家县和他读师专的昭通市。近两个月，我虽已访谈了近百人，记录了八九万字，但仍不能确定自己采访的最终目的，或将要完成的文稿主题。
　　如果要替孙世祥立传，这样的采访还不够全面，很不完备，也不是时候。如果想了解他这个人，那对我来说，已经足够了。其实，我最初的念头，就是想了解孙世祥本人的生活与《神史》的关系，想了解别人眼里的他，也就是现实中的孙世祥，他的处境。
　　可随着采访的展开与深入，一些别的问题又凸显出来。比如《神史》是不是文学作品？它“艺术上的粗糙，细节上的冗长、重复”，是“作品不成熟”，还是作者“有意为之”，是其“创造性的表现”？《神史》是一部“伟大的杰作”，是“未来有希望的中国文学的支柱性作品”，还只是“一堆未经加工和打磨的原始素材”？等等。还有，文学是什么，什么是文学？……这些，也是我的问题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首先，孙世祥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“作家”，或者“诗人”。他不是作协会员，也未把文学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事业，生前除在地方报刊发表过数量有限的短诗、散文外，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还未完成或最后完成。当时，他也没有条件考虑在有生之年出版它们。直到去世前，这个为事业和资助弟妹上学而放弃了物质生活与现实爱情的青年，还在为他的政治抱负与理想而默默奋斗。
　　他想发表的两部作品，一是他挂职期间，为永善县马楠乡所写的乡史《百年马楠》。虽说那很可能是云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乡村史志，也有马楠乡“几套班子”审查通过的荐言和印章，却没人也没钱印制。他自费考察西藏归来写成的长篇游记，投稿时更因他“从来不研究一本杂志”，根本不了解本省的“文学大刊”当年只推崇外省的“名人大家”，且只发表“零度写作”的“后现代”“先锋趣味”散文而遭拒。总之，他对“当代文学的演化”，即我们所说的“时代因素和文坛倾向”一无所知，既没有时间，也不屑于去了解。

　　《神史》的责任编辑、为出版该书做过大量工作的尹杰先生，包括写出了迄今为止最重要、最有影响评文的钱理群先生，在极力肯定赞扬《神史》的同时，也认为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，而反映农村生活的部分冗长烦琐，毫无阅读快感，或者如余世存先生所说，是“坚韧的报道”。总之，大家虽然都觉得《神史》对农村生活细节的极尽描绘，是作品之所以深刻厚重的基石，却无不为其尚欠打磨而感到惋惜和遗憾。绝大多数对《神史》的评论，也都侧重于它的社会与现实意义，甚或是人类学上的价值。
　　一年多来，我在报上编辑发表了孙世祥的《百年马楠》，及其他几篇散文作品。从有限的经验看，孙世祥文稿少数文词上的“尚欠打磨”是肯定的。然其毫不做作的文风，思路和语言的奔涌流畅，结构铺陈上的自成一体，每一个细节均来自体验，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　　当然最重要的，仍然是阅读《神史》。不必讳言，我的阅读经验也与钱、余、尹等先生类似。我知道其中的“农村”是一个真正的“世界”，却难以真正进入那个“世界”。或许，这也是我决定采访作者亲友，去作者家乡的起因。
　　随着采访和考察的继续，我能感觉到的，是孙世祥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家，他眼里和笔下的文学，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文学。而且，据其弟孙世美的讲述，《神史》至少九成以上的文字，已由作者本人以不同形式三易其稿。真正尚欠打磨的，只有最后的一小部分。况且出版前还不得不删节了十万字。尽管作者曾说过他要用十年的时间反复修改，以臻完美，但结构、语言已然确定，更有可能如作者大学时代的老师、朋友，作家杨昭所言，是有意写得如此粗砺狂放。而他，是有能力把作品做得精细的。

　　孙世祥生前，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朋友，这也是他几乎所有的友人都觉得他既现实又飘渺的地方，也是他内心极为孤独的原因。他整个的生活与作品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个谜，不知道他来自何方，又将去往何处。有关他的事更多只是传说，多来自他去世后众人的回忆与谈论。
　　孙世祥师专的学兄、诗人雷平阳说，孙世祥是个不仅把精神，还把肉体也置放在他作品里的人。他独自燃烧，自我澎湃，纵横天地，无须见证。他点燃篝火，为了测试篝火的温度，会自己跃入火中。那么，使他不惜生命也要投入的火焰，是什么呢？

　　方便起见，我采访的第一站是省委办公厅。不出所料，在这个孙世祥工作时间最长（整整五年），又与其出身和为人反差最大的地方，也最少有人了解他，包括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。在多数领导和同事眼里，他既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，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“怪人”，好笑、可怜又不可思议。
　　多年后，人们更多记得的，只是一些有关他的奇闻逸事。比如这个青年贫困万分，却从不计较自己的待遇和处境。工作五年，被派遣下乡两次，一次支教做老师，另一次挂职做副乡长。他的淳朴，是去房管处领床不叫车，自己背着床板就回来了。
　　这个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，需要别人捐款救济，需要贷款去帮助弟妹上学的人，竟然一出手就花了２０００多元去买了两套《二十四史》，自己一套，给弟弟一套！放假期间居然又自费去西藏考察，或搭车或徒步，穿越了整个世界屋脊。回来头发胡子都粘在一起，衣衫褴褛，形同乞丐，武警根本就不让他进门。
　　他的宿舍里仅一张床铺和一张桌子，有菜刀却没案板，屋里胡乱堆放着书籍和杂物，到处粘贴摆放着写满字迹的文稿。连他在巧家药山中学教书时的学生来看他，都觉得老师和过去一样，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安逸的生活。而这个当年的教师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却在考虑着那些前来省委上访的百姓，想为他们做点事情。

　　但也有人懂得这个为了省电在路灯下看书，貌似孤僻，少言寡语，坐班时埋头阅读，回去便闭门写作的“怪物”。被世祥称作“最好的人”的朱成英，也是他的同事，从年龄上讲是大姐。朱大姐说孙世祥之所以说她好，愿与她交流，是因为她也是农民出身，对他少一点误解而已。而她眼里的孙世祥是个“一分钟也不会浪费的人”，他对机关工作的不适应，只是不愿虚度光阴，想做更多有益的事情罢了。
　　和他一起下乡锻炼，与他朝夕相处了一年的城市青年、大学毕业生黎克，也理解了这位看似怪异的兄长和同事。他说，刚到马楠的世祥背着个包就走了，十几天后回来时皮鞋早已磨破，他是用自己的双脚跑遍了马楠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一路走访百姓人家。
　　这个梦想找到《基督山伯爵》中美塞苔丝般女友的理想主义者，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空想家。为提高工作效率，他提出并完成了让所有人都难以设想的搬迁乡政府的计划，从调查拟定可行性报告到逐级申报审批，直到省政府同意，拨款实施。
　　在黎克看来，孙世祥是一个“不平凡的平凡人”。与一般人不同，他做事很少权衡自身的利弊得失，采用的是超越常规的办法，执著于自己的信念，想做什么事情就一直坚持去做，像干体力活般实在。这样很可能会失败，但也可能做成别人根本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而他的内心的善良，是他的疾恶如仇，和对百姓疾苦的感同身受。
　　现任省委办公厅某局局长，当时的人事处长肖鸣群女士，还记得她看到《百年马楠》时的震惊；和孙世祥认真热诚想要把马楠的半细羊毛产业化，及不惜为重建家乡小学付出巨大努力给她带来的撼动。那时她才明白，原来单位里的人对孙世祥的看法，不过是误解和错觉。

　　孙世祥昭通师专的同学、好友，小学教师王虹说，她真正理解孙世祥，是在他去世以后。一次同学聚会，来自巧家的同学说起往事。有一年寒假他们坐车回家，半道见世祥在路边疾行，大雪纷飞，落在他头顶的雪花已凌成了冰盔。他们让司机停车，想为他凑车钱，大声喊孙世祥上来。可世祥早已头也不回地跑到山林间躲起，再找不见人了。当年，从昭通到巧家的路程有两三百公里，乘车要１４个小时，没钱坐车又想磨练自己的世祥，就曾这样徒步往返。可以想见，他背着的被子肯定要打开几次，因为必须在外面过夜。
　　王虹说，就是听到这个现实中的故事，她才读懂了《神史》，理解了世祥。我问为什么？她说她也是贫困的农家出身，亲身体验过世祥那种极为自卑而又极为自尊的心理，理解他与出身和命运抗争的永不衰竭的勇气和激情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。城里人吃惯见惯，对农民要用汗水甚至血水去交换几个洋芋、一袋荞麦不以为然，而世祥不会忘记这一点。他知道农民也有尊严，也想比别人更强，也想比别人过得更好。
　　谈到《神史》反映的现实，王虹同样另有心得。她说《神史》中描绘的现实和人心的丑陋，是被贫穷放大了的。她也读过一些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，感觉作者像是在观光，或者是在看一场戏，并没有真走进去，或者根本就不敢走进去。
　　孙世祥在昆明日报经济生活周刊做记者时的领导、同事，作家崔亚楠说，世祥给过他太多的震惊。一个看上去老实地道，为人恭敬谦卑的农民，眼睛里却闪耀着孤高与智慧的光芒。他不仅马上就成为了周刊的“首席记者”，负责采写所有的重大专题，且每篇稿子都要写到万字以上，几个钟头就能完成，尽管他也知道报纸只能选用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
　　崔亚楠又发现自己招聘来的“首席记者”没有住处，夜里就偷偷睡在办公室里。而这个“首席记者”晚上竟然还兼职打工，做的甚至是制作广告牌的体力活，以致他握笔写作头条新闻的手上，时常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。“首席记者”还手不释卷，读的居然是线装直排的《资治通鉴》！在孙世祥写的一篇描绘故乡生活的短文中，崔亚楠看到了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细节：世祥走近一个被蝇群覆盖的物体，苍蝇飞开来，才看清那物体是他的弟弟。
　　和王虹一样，崔亚楠决不会把孙世祥看作是通常意义上的“作家”，他还没有读过《神史》，他只是说自己无论在哪里，都会说孙世祥是条汉子。

　　昭通师专时期与孙世祥有过交往的老师，现多为云南省有名的作家、文学评论家或教授，有的还担任了省作协副主席，他们都是著名的“昭通作家群”成员。这些上世纪８０年代极为活跃的文学青年、大学教师，肯定影响过世祥，不少人还是他的朋友。
　　无论是胡性能老师、杨昭老师、李骞老师、傅泽刚老师、宋家宏老师，还是黄吉昌老师，当年都百般保护照顾过这个成天呆在图书馆里“恶狠狠地读书”，“恶狠狠地写诗”，却极少上课，考试也罕见及格的天才学子。
　　他们钦佩这个一文不名，穷得连饭钱和棉衣也没有，冻饿得去不了图书馆，仍披被在床上苦读的青年，钦佩他竟然有如此的勇气和执著，钦佩他一往无前、百折不回的“超级浪漫主义”。他们之间令人感慨的师生之谊、朋友之情，而今已再难寻觅了。
　　就是从他们口中，我得知世祥广阔的视野，得知他几乎读遍了学校图书馆所有学科的藏书。也知道了他对《神曲》的推崇，对《金瓶梅》与《百年孤独》的兴致，和对与之出身相近的美国作家托马斯·沃尔夫的热爱。由此，我也明白了他为何拒斥所有流行的文学观念，不再把所谓的文学当作事业，却独自在沉默中写出了自己的《神史》。
　　他从不以“知识分子”自居，也不曾陷入狭隘和偏执，既未入象牙之塔寻章摘句旷废时光，也不会大发无用高论以泄怨气，更未“学以致用”入世为器，追名逐利。对他而言，那样太奢侈，也太虚幻了。生活和写作对他来说，就像每天都必须下地耕耘，拼命劳作才有饭食，就像士兵必须在枪林弹雨里冒死冲锋，才有胜利和生还的可能。更高的理想和成就，是必须用他的生命去置换的。那种文学，那种标准，只有通过他不倦的行动和书写方能显现。
　　他写出的，是一个世界和一个人，是时间和命运，历史和现实，孤寂和激情，天才和平庸，理想和绝望，是城市与乡村，是时代的巨变与不变，是民族传统中蕴藏着的伟大精神与根深蒂固的卑微拙劣，是青春的璀璨与易逝，是神性、人性与兽性，是生命和梦想不息的轮回……而这对立的一切，又是一体的。同样重要，也许更为重要的，是他还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，用自己的方式去描绘建构。而那只能来自民间，来自家乡，来自失踪了６００年的家族和人群，他必须用他们的语言，为他们说出一切。
　　那是无尽的烦扰，撕心的伤患，流血的劳作，深挚的讲述，缠绵的对白，流淌混融着汗水、泪水、血液、食物及身体与火塘烟火的温度和气息，那是我去巧家，攀爬到海拔2500米的发拉村时，才听到、闻到和感受到的。《神史》中的传说与现实扑面而来，令人窒息也令人激奋。在世祥父母和乡亲的讲述中，我能听到《神史》史诗般的语言节奏，看到《神史》像大红山梁子一样壮美高峻的金属般的作品结构。
　　我还是说急了，因为这些意味，是我行文至此才全部看到的。我目的不明、主旨不清的采访，此刻才算是大致明朗了，也可给众多讲述者一个起码的交代，以示谢忱！

　　在发拉的第二天一早，我随世祥的好友正彪及世美一道，上大红山梁子探望世祥的坟茔。四五十里山路，直上直下，在泥石流冲刷过的险峻河道边行进，下山时我头一次觉得自己上了年岁。世祥的墓地在群峰之巅，海拔3550米，不远处的雪坎比人还高，沟壑间泉水潺潺，几匹唐三彩般美丽的乌蒙马正悠悠地在山坡上吃草。这里视野好时，据说能看到十几重色调各异的山峦，还有“在金属的槽道里飞翔”的金沙江和牛栏江。
　　与世俗不同，世祥追求“崇高”，包括同样被众多文坛红人避之如瘟疫的“宏大叙事”。他所追求的崇高，是他用生命实践了的承诺；他的宏大叙事，讲述的是孤寂千年被人遗忘了的土地和山野——我们的世界和现实。他没什么遗憾和不好意思的，所以就和奶奶呆在那高绝之地，望着故乡，望着他过去时常凝视的宇宙和远方。